中国大运河何以“开挂”千年？

中国所有自然大河几乎都是自西向东流向的，容易造成南北阻隔，甚至同胞分离。历史上，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宋金等时期，几乎都出现了以淮河—长江为界的局面。此外，中国还存在经济重心不断南移，而政治中心又必须设在北方的问题。为了使中华文明得以持续发展、中华民族实现统一与融合、中国国土维持长治久安，修建一条纵贯南北的水上大通道势在必行。于是，中国大运河应运而生。

实际上，大运河是一个人工重新建构的、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巨型水系流域和水网系统。 它的伟大创造性在于，超越了“上苍之手”，重构了中华山河及交通体系。它也是中华文明得以持续发展、未曾中断的重要支撑条件。至晚从隋唐开始，中国的政治中心便高度依赖大运河。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大型人工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 当时，吴国作为开凿主力，开凿了连接长江、淮河、济水和黄河的“邗沟”，这被视作“中国大运河”的逻辑起点。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局域运河初步发展；隋唐时期，全国性大运河全面形成并发展；北宋时，全国性运河进入繁荣阶段；南宋时，运河主要在江南局部发展；到了元代，完全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最终形成；明清两朝，古代大运河发展达到最后的高峰。光绪二十六年，大运河作为国家漕粮物资运输大通道的历史使命终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运河获得新生。

       

明嘉靖二十六年陈垲刊本《越绝书》

明万历年间《水程图册》

中国大运河到底凭啥“开挂”？

       

大运河的 首要功能是服务国家政治 ，包括军事力量调度和供应首都生活物资所需的漕运等。同时，其 经济功能 也不容小觑。运河系统支撑了沿线区域资源的开发与流通，带动了多种新的工商经济业态在大运河沿线成长，推动了大量城市、城镇的发展，促进了农业、渔业开发，并保障了国家税收（如榷资、盐税等）。此外，大运河沿线还孕育出多种 文化成就 ，成为巨大的中国文化富积廊道。

       

       

大运河就像中国古代的“超级纽带”， 使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海上丝路与陆上丝路、海上丝路与草原丝路、天然运道与人工运道、经济基础与文化创造相互沟通、融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文明奇迹。

至晚从隋唐开始，历代首都皆依赖大运河。南北政治中心与大运河及长江流域经济中心紧密相连，首都得以生存保障，国家政治中枢得以正常运转。海上丝路中的遣唐使、元代的马可波罗、明代的利玛窦和苏禄国王、清代的马嘎尔尼等海外使者，均与大运河有关。中国外销的瓷器、茶叶等商品，也多由大运河集散外运。大运河将历代港口城市组织在一起，形成海上丝路的大通道，并与陆上丝路相互连接，实现中国与世界的汇聚。

       

       

中国先民充分利用天然运道，把人工运河与天然河流结合，使大运河得以成功开凿， 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工程智慧与文明特征 。首先，南北走向的运河与东西流向的自然河流连通，形成东西、南北运道交叉的最便捷运输网络体系。首都—运河—天然运道—地方政治经济中心城市—集镇和乡村，这一体系展现出贴近实际、高效低价的工程思想与创造精神。此外，湖泊与大运河紧密相关，作为大运河的“水柜”，起到补水、调水、滞纳洪水的作用。最后，海运与大运河相结合，使中国拥有无与伦比的水陆交通命脉。

       

       

大运河改变了中国经济文化的结构。 中国早期的中心位于中原至关中地区，到唐代，出现了“扬一益二”，长江流域经济逐渐占据主体地位。宋代有“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元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成为国家经济文化中心。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今。

清道光十六年云荫堂刊本《河工器具图说》牌记

清道光十六年云荫堂刊本《河工器具图说》内页

       

大运河与中华优秀文化复兴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内在联系。大运河作为线状文化生命体，内涵深厚、博大，其蕴含的巨大文化能量能够应时代之需而被释放。 大运河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形成了内洽、共生、互动的关系。

原文：中国大运河的文化解读

作者：贺云翱（南京大学）

原文刊载于《文化交流·版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