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余刚院士：新污染物治理能否与常规污染物协同治理“搭便车”？

余刚：近年来，新污染物治理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继《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印发后，2024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为推进新污染物治理明确了目标：到2035年，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减排量”也列入《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技术指南》的评估指标体系。

在此背景下，我们团队开展多项研究，为面向美丽中国的新污染物治理科技战略目标、重点任务与管理提供对策建议。

余刚：新污染物治理一定要围绕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建设需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同时要能够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适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经济可行的技术支撑。

战略目标要充分考虑管理、技术、产业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都希望环境、食物里没有新污染物，把新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的风险降到0，但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需要重点考虑当前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否能够支撑，有没有经济可行的技术支撑，否则治理还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

余刚：首先，对国际环境公约管控的新污染物，我国特有的新污染物等有重大风险、高风险和中风险的，应当进行有效管控。

其次，与新污染物相关的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的环境风险，应当得到有效管控。

第三，要建立新污染物的长效管控机制。

要结合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研究确定不同时期新污染物的治理目标，循序渐进地推动新污染物治理工作，发布不同阶段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清单。

经研究后，我们团队建议，到2025年，新污染物治理能力明显增强；

到2030年，能够有效管控有重大风险的新污染物，形成新污染物长效管控机制；

到2035年，有效管控高、中风险新污染物，健全新污染物长效管控机制；

到2050年，新污染物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影响趋近于无。

欧盟在制定化学品管理战略时提出了2050年迈向无毒环境的目标。

而我国有制度、体制上的显著优势，如果能够集中力量加强科学治理，我们甚至可能“弯道超车”，比欧盟更早实现新污染物几乎没有风险的目标。

余刚： 在新污染物治理的对策中，既要做好新污染物本身的治理，更要将其深度融入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

统筹新污染物治理、化学品风险防控和传统污染物防治，实现协同增效。

目前，我们团队已启动新污染物与常规污染物协同减排战略研究，预计2026年将形成系统性政策建议。

我们希望通过研究，比较新污染物与常规污染物的排放特征和减排技术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二者协同减排的重点排放源，研究新污染物和常规污染物协同减排的战略目标、技术路径和主要措施。

从排放特征来看，常规污染物一般来源明确，例如，燃煤电厂、钢铁、水泥、化工等工业源以及机动车尾气、生活污水等。

其排放量大，环境浓度通常较高，比较容易监测。在治理方面，通常有明确严格的排放标准，末端治理技术普及率高。

而新污染物往往来源复杂，涉及医药、农药、化妆品、电子废弃物、塑料制品等多行业，呈现“痕量高毒”特征——排放浓度低但生态毒性强，易生物累积。同时缺乏监测的标准方法，迁移转化机制复杂。

我们生产生活排放的污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处置过程，既会排放常规的污染物，也会排放新污染物，要对二者的排放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哪些环节可以实现协同减排。

从减排技术来看，一些常规污染物治理技术可用于部分新污染物的去除，二者的治理技术也存在协同“潜力”。例如，传统的湿法脱硫可协同去除部分重金属，活性炭吸附可协同去除常规污染物和部分新污染物，SCR脱硝技术可以协同去除二噁英，危废焚烧也可以协同去除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余刚： 新污染物治理难以直接搭上常规污染物治理的“便车”，而是要对技术加以优化和改造。 一些传统污染物治理技术运用到新污染物治理中还是有一些限制因素。

比如PFAS（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去除特殊技术和工况需要“量身定制”，比如，实现热分解需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边际成本高昂，难以在实际中运用。

针对重点排放源的场景，我们团队契合新污染物的深度处理需求，通过优化技术组合，设计了一些实用技术路径，提升处理效率。

例如，针对污水处理厂这一重点排放源，既有COD（化学需氧量）、氨氮等常规污染物，还可能涉及PPCPs（药物和个人护理品）、EDCs（内分泌干扰物）、微塑料等新污染物。

如果升级污水处理厂的生物处理工艺，例如采取MBR+臭氧氧化的方式，可协同处理新污染物，强化微塑料拦截。

下一步，研究将提出新污染物与常规污染物协同减排的规划目标、管理原则和指标体系，在治理体系、跨部门协同机制、制度创新与保障方面，探索新污染物协同管理机制，重点围绕“禁、减、治”提出全过程协同治理体系与技术创新路径，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科技支撑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协同减排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