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南巡与运河河工治理

洪泽湖大堤

乾隆帝的南巡，从一开始就 与河工治理紧密交织 。清代江南是“财赋重地”，而黄河、淮河、运河的水患直接威胁这一区域的安全—— 黄河频繁决口淹没农田，淮河泛滥冲击盐场，运河淤塞阻碍漕运，三者相互牵连，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水患网络。 康熙曾六次南巡治理河工，为乾隆树立了典范，乾隆帝在谕旨中明确表示：“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其次为海塘。”

六次南巡中，河工考察的重点各有侧重：

第一次（1751年）与第二次（1757年）南巡，聚焦于黄河与运河交汇处的“清口”（今江苏淮安），此地因黄河泥沙淤积，导致运河堵塞、淮河倒灌，乾隆帝亲临勘察后，下令“拆毁拦黄坝，疏通清口河道”，并增建“束水攻沙”的堤防，试图以淮河清水冲刷黄河泥沙。

 

《乾隆南巡图》中皇帝巡视清口水利枢纽

第三次（1762年）与第四次（1765年）南巡，重点转向洪泽湖大堤与高家堰闸口。洪泽湖是淮河的蓄水库，高家堰大堤是防洪关键，乾隆帝发现大堤“多处渗漏，闸口启闭失当”，遂命两江总督尹继善加固大堤，将“五坝”改为“三坝”，严格控制泄洪量，确保下游州县安全。

第五次（1780年）与第六次（1784年）南巡，因黄河入海口（今江苏盐城）淤塞严重，导致“河水倒灌，良田成泽”，乾隆帝亲赴入海口，下令“开挖引河，导黄归海”，并推广“放淤固堤”法，利用黄河泥沙加固堤岸，同时豁免灾区赋税，安抚民生。

每次 南巡前 ，乾隆帝都命河道总督“绘治水图进呈”，标注隐患点位； 南巡中 ，他“弃舟登岸，步行堤上”，亲自丈量堤坝高度、检查石工质量，甚至直接询问河兵、民工水情细节； 南巡后 ，立即召集大臣会商，将亲见的问题转化为具体工程指令，形成“勘察—决策—执行”的闭环。这种“帝王亲验”的模式，使河工治理突破了官僚体系的层级壁垒，效率远超日常行政流程。

 

淮安清晏园，为清河道总督署旧址

乾隆帝通过南巡推动的河工治理，在工程技术与制度管理上均有突破，形成了“防治结合”的治水体系。

在黄河治理上，推行“束水攻沙”与“分洪减灾”并重的策略。 黄河水患的核心是泥沙淤积，乾隆帝采纳河臣高斌的建议，在黄河中下游“缩窄河道，抬高水位”，利用水流冲击力冲刷泥沙（即“束水攻沙”），同时在河南、山东段增设“减水坝”，当洪水超限时开坝分洪，保护大堤安全。为确保工程质量，规定“堤坝必须用‘工料银’采购的条石、糯米灰浆砌筑，每块石头刻工匠姓名，问责到人”，这种“实名制”监督有效减少了偷工减料。

在运河治理上，聚焦“水源调控”与“航道疏浚”。 运河山东段因“水源不足，常因干旱断航”，乾隆帝南巡时下令扩建“戴村坝”“南旺闸”等水利设施，引汶水、泗水补充运河水量，并制定“闸口启闭时刻表”，根据水位调节流速；对淤塞严重的苏北段，则“每年冬季征调民夫十万疏浚”，并利用黄河汛期的“大水冲刷”，减少淤积。这些措施使运河漕运能力提升，乾隆朝每年通过运河转运的漕粮稳定在四百万石以上。

河工治理的投入堪称巨额。乾隆朝每年河工“岁修银”达三百万两，占国库收入的5%，南巡期间的“应急工程”更是额外拨款，如第四次南巡后，仅洪泽湖大堤加固就耗资二百万两。这些投入虽加重了财政负担，却显著减少了水患频率—— 据《清史稿·河渠志》记载，乾隆朝黄河决口次数较康熙、雍正时期减少近一半，运河畅通率达90%以上，江南地区的粮食产量与赋税收入稳步增长，印证了“治水即治政”的逻辑。

 

戴村坝

尽管乾隆帝的南巡推动了河工治理，但“帝王主导”的模式也暗藏难以克服的局限。

其一，过度依赖帝王个人能力，缺乏制度性延续。 乾隆帝对河工的决策常凭“亲见亲闻”，虽能纠正官僚虚报，但也可能因“经验主义”导致失误。例如，他坚持“以黄济运”（引黄河水补充运河），忽视黄河泥沙对运河的淤积，晚年运河苏北段淤塞反而加剧；而他青睐的河臣如高斌、李奉翰，虽有才干，却需“揣摩圣意”行事，难以完全依据科学规律决策。

其二，南巡的奢靡与河工腐败相互交织。 每次南巡耗资数百万两，地方官为“接驾”常挪用河工经费，如两淮盐政高恒“以南巡备办为名，侵吞河工银数十万两”，引发“两淮盐引案”；河工官员则利用南巡工程“虚报工料、克扣民工”，乾隆四十七年（1782）查处的“黄河大堤舞弊案”中，河兵每月“工食银”被克扣近半，导致“民工逃亡，工程停滞”。乾隆帝虽严惩贪官，却无法根除官僚体系的腐败，河工经费的实际利用率不足七成。

其三，“保漕优先”的治理导向牺牲了局部利益。 为保障运河漕运，乾隆帝常“牺牲黄河下游泄洪区”，规定“非遇特大洪水不得开坝分洪”，导致河南、山东部分州县“十年九涝”，百姓“被迫迁徙，流离失所”。这种“重漕运、轻民生”的倾向，激化了区域矛盾，乾隆朝河南多次爆发“灾民抢粮”事件，根源多在于此。

 

扬州瘦西湖

乾隆帝的南巡与河工治理，是传统帝王“勤政”与“集权”的双重体现。他以南巡为纽带，将最高权威注入水利治理，推动了多项关键工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水患，支撑了江南的繁荣，展现了“盛世”治理的效能。但同时，人治的随意性、腐败的顽固性、导向的局限性，又使河工治理难以突破传统框架，最终在乾隆晚年显现颓势——黄河再次频繁决口，运河淤塞日益严重，为晚清的水利危机埋下伏笔。

那些矗立在黄河岸边的堤坝、运河上的闸口、钱塘江边的石塘，既是乾隆朝治水成就的见证，也是传统治理模式困境的缩影。它们昭示着一个道理： 水利治理的根本，既需要技术与投入，更需要制度的理性与平衡 ——而这，恰是依赖帝王权威的传统社会难以企及的高度。乾隆帝的南巡河工，终究成为“盛世”光环下的一道复杂剪影，留给后世无尽的思考。

来源：顶端南阳客户端

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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